王奇生：“打入”国民党内部，才能看清真实的“革命”

摘要：

过去我们只谈革命不谈钱，其实，革命需要巨额成本，没有钱根本就成不了事。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一个重要职责是四处筹款，筹到一笔钱，购买一批枪支弹药，暴动一次，然后再筹款，再暴动。中共能够崛起，跟钱有莫大的关系。陈独秀时代，中共的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苏俄、共产国际，一是来自国民党。当时在国共合作的名义下，一批中共党团员替国民党办党，自然也从国民党党部领取部分经费。相比之下，当时跟共产党几乎同时（1923年）成立的青年党后来没能成气候，因素固然很多，钱是关键因素之一。青年党跟共产党都有一批骨干是从少年中国学会里出来的，而且要说“主义”的吸引力，当时青年党标榜的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比激进的共产主义有更广泛的接受群体。但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得到苏联的政治指导和经济援助。相比之下，青年党除了勉强办一个杂志进行宣传外，没有更多的钱干别的事。

“往昔，我们对革命抱有过度的神话化，实则革命乃是人所为之。人非圣贤，自当有喜怒哀乐，优点与缺点，这些情感与特质难免会融入革命的过程之中。”

王奇生，北大教授。

高考落幕之际，王奇生便立志返乡投身于农耕事业。自1977年高考制度得以重启以来，那所位于公社的高中未曾有学子成功踏入大学校门，他对自己能否成为破例者也并无奢望。成绩揭晓之际，班内众多同学均顺利达标，其中佼佼者更是脱颖而出，成功跻身北京大学历史系。

在某种程度上，他人的逆境成就了他们的幸运。“那些我们曾经教过的老师，许多都是被打成右派的，他们还没能回到城市，几年后却纷纷离去。原因在于，自从我们连续几届学生取得优异成绩后，县城中学便纷纷挖走了我们学校的老师；紧接着，新政策的实施让剩余的右派教师也得以回城。”因此，这所农村中学的辉煌仅限于那几届毕业生，之后便从高中降级为初中。

王奇生在文科班中脱颖而出，荣获第二名的好成绩，而他的首选志愿正是武汉大学。在挑选专业之际，我秉持的一个基本考量便是：鉴于武汉大学在湖南的招生情况，哪个专业录取名额最多、竞争比例相对较高，便是我决策的首选。（笑）一看，历史，13个，报历史系。对于一名农村学子而言，首要目标即是考入大学。正是如此“现实主义”的考量，引领他踏上了后半生求学的道路。

在那个时代，经济和法律专业的学习者寥寥无几，文史哲仍是主流学科。众多单位在招聘时，也还未形成对“专业”的明确要求。“我们并不挑剔你所学的领域，只需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理科生即可。那时的大学生如此罕见，只要你是大学生，就已经十分难得。”

本科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继续深造，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生学位。这次的选择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然而，时代的发展总是瞬息万变。在1988年硕士学业即将圆满结束之际，恰逢海南经济特区的设立，吸引了众多人才涌入。一时间，人们纷纷趋之若鹜。他的硕士同学们中，百分之七八十选择了南下，投身于这片热土，还有一小部分则进入了中央国家机关。然而，即便在中央部委工作了三四年，也有不少人选择了“下海”。当时，武汉大学历史系试图留下几位硕士毕业生担任教师，然而，没有一人愿意留下，即便如今，博士毕业生也难以在此留下。

我性格内敛，缺乏探险的勇气，似乎并不适合投身商海或是涉足政界。出身农村，我常常觉得自己在诸多方面能力有限，不善于人际交往。因此，内心深处，我认为与书本为伴，打交道相对更为简单易行。王奇生择定了前往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该馆汇集了1912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其直属机构的珍贵档案。他与民国史的缘分，自此开启。随后，他以较为简便的方式完成了博士学位，进而投身博士后研究工作，并在高等学府中担任教职。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的相关课题。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专注于历史研究的学者往往鲜受瞩目，默默无闻。然而，2010年，王奇生先生的两部著作却意外地赢得了大众媒体的青睐。一部是《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该书初版于2003年，2010年推出了修订增补版，荣获香港《亚洲周刊》颁发的2010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一；另一部则是《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角下的民国政治》，该作品亦被《南方都市报》评选为2010年度文化年鉴的推荐图书。

《党员、党权与党争》引发的评论五花八门。有人说，初看书名，以为是中共党史读物；再看副标题“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才知是讲国民党史；读完书后，觉得既是讲国民党的，也是讲共产党的。

这本书提出了“弱势独裁”的概念：“独裁政党亦有强弱之分。……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

过往的国民党史研究多聚焦于“党治史”，即国民党如何掌控与运用国家权力的历史进程。然而，王奇生的研究视角则专注于“治党史”，即国民党的组织建构、运作管理以及历史变迁。在王奇生的眼中，看似零散的党内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党政关系、政治选拔机制等，实则构成了深入理解国民党的关键路径。他致力于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深入国民党内部的观察者。

《革命与反革命》原为一部论文汇编。按常规推算，此类书籍的销量预期不过两千册，然而，出乎众人的意料，这部作品竟奇迹般地跻身畅销书行列。王奇生笔下，革命成为近百年我国历史发展的核心轴线。在20世纪上半叶，我国先后见证了三次影响深远的革命浪潮：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共产革命。历经三次革命，层层递进，人们总觉前一次革命尚未彻底、成效未显，因而呼唤“再起革命”。如此一来，革命浪潮一波接一波，每一步都比前一步更为激进，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为激烈。王奇生指出，在现今已步入“告别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应轻易地舍弃、遗忘或贬低那些国人曾长期深陷其中的观念，而应当深入反思和追问。我们如何形成并发展了那些深植于我们思想与价值观中的革命性言论，以及这些革命政治文化又是怎样演变而来的？

以普通党员视角述党史

人物周刊：在众多关于国民党的研究中，党权和党争通常是焦点。然而，您的著作《党员、党权和党争》却将“党员”置于首位。请问您为何如此安排？

王奇生：近年来，我所专注的是政治史研究，其与传统政治史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我更倾向于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相融合，共同推进研究。我们过往的国民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层领导、中央决策以及制度演变等方面，而对地方实态、党员个体层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在通常的政治史研究中，目光往往聚焦于高层权力运作，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分析倾向；而社会史领域则更侧重于底层民众的生活与变迁，呈现为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我期望在两者之间，都能得到足够的关注与重视。这本书很多写的是国民党的党员群体：社会构成、地方运作、从政、升迁、录用等等。过去国民党史研究没有关注这些方面，包括共产党史也一样。你看我在另一本书（《革命与反革命》）书中所记载的中共党史，与过往的叙述截然不同，它着眼于普通党员的角度来阐述党史。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为对党史的全新诠释与重构。

人物周刊：重写能否被学界接受？

王奇生：在深入探讨普通党员的视角之余，我亦从地方及基层的角度对党史进行了叙述。我的博士论文专注于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探讨，这成为了我关注的焦点之一。历史中的党组织发展记录往往忽视了党员个体的真实故事，未能深入探讨他们加入党的初衷，是源于坚定的信仰、被环境所裹挟，还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普通党员在党组织中的角色和活动，作为党的基本组成单元，他们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是在白色恐怖中坚守信念，还是展现出无畏的牺牲精神？我曾经写过一篇1927-1931年间中共广东地下党的论文，材料全部来自中共内部文件，内中探讨了党的组织在极端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应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具体地贯彻到基层，在贯彻和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发生了什么变异，党的组织与意识形态如何与底层乡土社会互动？内中提到地方组织“拉夫式”吸收党员，党员被捕后大批叛变，或暴动失败后大批脱党等，是十分普通的现象。文章发表之后，当时我所在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就批评我，说为什么要写那些，他认为那是中共的阴暗面。

提及将这一切公之于众，恰如其分地映照出革命的艰辛历程。这正是革命的真实写照。那时叛党严重得难以想象。彼时，广东地区的党组织所面临的困境尤为严峻，不仅普通党员，各级干部，从省委直至基层的县委，均遭受了被捕与叛变的严重威胁，这对党组织的存续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组织不断被破坏，而且很奇怪，那些共产党员跟国民党斗争时，非常勇敢，而被捕叛变后，又立马成了坚定的反共分子，带着人到处去抓过去的同志。这也反过来证明那些坚定的革命者是多么可贵，多么不易。革命也是大浪淘沙，最后方显出英雄本色。我觉得这根本无损于党的形象。过去我们将革命过于神化了。其实革命都是人干的，是人就有人的喜怒哀乐，优点弱点，这些都会带到革命中去。其实革命极其复杂，也极其艰难，包括早期革命经费的筹措都很不容易。

人物周刊：在您的著作中，详细探讨了金钱对五卅运动及其后上海工人运动的深远影响。

五卅运动

王奇生指出，过往我们往往只关注革命，而忽视了金钱的重要性。实则，革命运动背后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若无充足的资金，革命事业难以成行。在辛亥革命那个年代，孙中山作为革命的领军人物，肩负着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四处奔波，积极筹集资金。每当筹集到一笔款项，他便购置一批枪支弹药，发动一次起义。之后，他又继续踏上筹款之路，以期再次掀起反抗的风潮。中共的崛起，与资金的来源密切相关。在陈独秀时期，中共的资金主要依赖两大渠道，一方面是源自苏俄以及共产国际的资助，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国民党的支持。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众多中共的党员与团员投身于国民党的党务工作，相应地，他们也从国民党党部那里获得了相应的经费支持。相比之下，当时跟共产党几乎同时（1923年）青年党虽得以成立，然而终究未能壮大，这其中固然有多种因素，资金问题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青年党跟共产党都有一批骨干是从少年中国学会里出来的，而且要说“主义”的吸引力，当时青年党标榜的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比激进的共产主义有更广泛的接受群体。但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得到苏联的政治指导和经济援助。相比之下，青年党除了勉强办一个杂志进行宣传外，没有更多的钱干别的事。

五卅运动，作为中共引领的首场全国性规模与影响力的群众运动，见证了数十万工人持续罢工数月之久的壮举。这一壮举，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亦在世界史上极为罕见。我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数十万罢工工人中，他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是社会各界捐助。据数据表明，在五卅运动期间，为了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国内外各界的捐款总额达到了300万大洋。这个数额在当时几乎等同于中央政府全年经费开支的一半。

从国民党容共到共产党容国

人物周刊：章开沅先生在给《党员、党权与党争》写的序言中提到了一个说法：“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两党的组织结构都是模仿的苏俄。

王奇生：国民党源于同盟会与中华革命党的融合发展与演变。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联俄，师俄，一是容纳共产党。孙中山学苏联，谁帮他运作呢？是共产党帮他运作。孙中山的党原来长期在海外，一直到1924年改组时，除了广东以外，其他省，国民党的组织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这时共产党就很有远见：趁国民党改组，赶紧加入，先帮它把地方组织建立起来。像湖南、湖北、北京这些地方全部是共产党帮国民党建立组织。等到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有一半代表是指定的，另一半由地方推选。很多地方是共产党建立的组织，当然推上来的是共产党。所以，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的一大，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不久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代理）。此外，孙中山任命中共党员谭平山担任国民党首任中央组织部长。因此，自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来，正如陈独秀所言，“国民党的地方组织，我们全面接管”，其大部分权力实际上落入了中共手中。

人物周刊：为何孙中山会选择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职务？

谭平山

王奇生：首先，孙中山自信。。他觉得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我在，就会听我的，他不担心谭平山不听他的；第二，他也觉得国民党暮气沉沉，共产党朝气蓬勃，想找一批年轻人来帮他做事。经此调整，众多国民党元老纷纷谋求中央要职，而我党则趁势在地方加速推进组织建设。国共合作形成高层由国民党控制，地方由共产党控制的局面。群众运动也是这样，国民党人都想做官往上挤，中共中央就命令共产党员往下钻。早期共产党确实有一批非常有理想的青年，真想干事情，就一头扎进去搞群众运动。到1926、1927年，局势就发生了逆转，这哪是国民党容共，整个颠倒过来，成了共产党容国。当时蒋介石说，我再不分共的话，国民党就会被共产党吞并掉。事实确实如此。

人物周刊：当时两党各自有多少党员？为什么国民党容共会变成共产党容国？

王奇生：1927年国民党党员号称100万，共产党将近6万。但国民党的100万是有很多水分的，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发展过来的，来者不拒，进来以后我再选好的加入共青团，在共青团里再选好的加入共产党，层层选拔。所以当时国民党自己也承认，一个共产党抵得上国民党十个都不止。为什么后来中共还是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在没有武力上苏联基于自身历史经验，得出结论认为，无需构建一支职业化的军队。革命政党若建立职业军队，将承担沉重的经济负担，难以维系。因此，中共在初期亦效仿苏俄，采取暴动革命的方式。在陈独秀掌舵时期，中共并未有建立独立军队的打算。然而，无论群众运动如何激烈，终究难以抵挡武力的残酷镇压。

蒋介排名党内起伏

人物周刊：在孙中山辞世与蒋介石执掌政权之间，诸多变量交织，影响着历史的走向。

王奇生：孙中山的离世，定格于1925年3月12日，而“中山舰事件”则发生在1926年3月20日。短短八天之差，却对国民党最高权力架构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在孙中山逝世之际，蒋介石在党内地位仅至第五，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均位居其上。彼时，蒋介石尚无显露野心之迹。

孙中山北上，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责。孙中山离世之后，国民党内部普遍遵循资历与辈分来选拔领导，胡汉民接任领导职务，无疑是最为恰当的选择。。胡某个性乖僻，在国民党内鲜有人与之交好，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亦认为其若掌权，恐难以驾驭。廖仲恺与胡汉民素有嫌隙，便借此良机，联合同仁，将汪精卫推至台前。胡汉民部下遂对廖仲恺实施了暗杀。国民党中央据此认定胡汉民需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遂命其前往苏联进行“疗养”。

每有逝者离去，继任者便依次递升，直至老五升为老三，蒋介石的野心便愈发昭然。在军队中，许崇智的权势一度盖过他，但后来他与汪精卫携手合作，成功地将许崇智驱逐出军。驱散许崇智之后，党内的权力排序中，汪精卫居于首位，蒋介石紧随其后位居第二。此时，蒋介石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因位居一人之下而感到喜悦，另一方面又因身处万人之上而心生忧虑。他素来多疑，党中又有人散播流言，谓汪精卫意图效仿对待胡汉民的方式，对你下手。这番话令蒋介石内心焦虑不堪，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最终，他选择了先发制人，策划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身为书生，不仅未能对蒋介石采取有效的反击措施，反而因一时之气，愤然远赴欧洲。蒋介石因此轻易地夺取了国民党最高权力的宝座。

人物周刊：在夺取政权后，国民党面临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挑战。然而，据你所述，国民党实际掌控的地域和人口规模并不宽广。那么，我们究竟在何种层面上将其视为执政党呢？

王奇生：话题很有趣。严格说来，国民党从没有真正统一、控制过中国。抗战前它真正能控制的也就是江浙，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只算是半控制，广东当时也有地方实力派，长江中下游这些省也算是基本控制，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基本上是名义上服从而已。抗战时期，大半个中国沦陷于日本，还有相当部分成了中共的根据地，国民党实际只控制西南数省。抗战胜利后，很快国共内战，3年下来，国民党就被共产党打垮了。所以，国民党自始至终没有真正统治过全中国，实际只是一个局部政权。

人物周刊：无论这位国家领导人身份如何，蒋介石都需思考如何管理国家。在面临分裂的现状下，他将采取何种策略？

王奇生：应该承认，蒋是一个非凡的政治家。他很现实，手段很灵活。他对付地方军阀，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收买。他在日记里说，凡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所以很多地方军阀都是被他用钱收买的。他对付地方军阀确实还是有他的本事。但他运气不好，他遇到共产党、毛泽东这个强劲对手。

蒋介石定位自己为圣贤。

人物周刊：1927年春季，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进行了一次轻松的交谈。吴稚晖询问陈独秀，对于中国实现列宁式的共产主义，他预计需要多少时间，陈独秀回答是20年。他为何作出这样的预测？

王奇生：这跟共产党的理论有关。两个党的革命理论、革命目标、革命计划不同。国民党当时的目标就是推翻北洋军阀，统一中国。但共产党另有一套成形的革命理论，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认定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我是无产阶级，先帮你完成第一步革命，然后我无产阶级再来推翻你资产阶级。第一次国共合作，我共产党帮你国民党把天下打下来，然后我再来推翻你。1949年国民党确实是被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当时也有些失人心的地方，但它即使不失人心，按共产党的革命目标还是要把它推翻。不是因为你腐败我才要推翻你，而是我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革命计划就注定要推翻你。因为你代表资产阶级，我代表无产阶级。

人物周刊：探讨蒋介石的执政理念，他是否真的未曾考虑过与其他政党合作，实现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共治？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实际上有机会构建一个以一党为主导，同时容纳其他政党的合作机制。

蒋介石

王奇生：审视国共关系，若按三大阶段进行划分，其演变过程颇具趣味性。20年代党内派系林立（指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30年代，国家分裂。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40年代，一国两制。中共正式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而国民政府亦认可中共及其边区的合法性和存在。。

这考验着政治家的智慧，然而，其核心仍是两党势力间互动的产物。两党合作的实现绝非易事，它要求双方均能达成共识。在某一党派势力强盛之时，与相对弱势的一方共享权力更是难以想象。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蒋介石有过一个设想：我不要国民党了，你们也把自己的党取消，咱们另外成立一个新党，共产党、青年党，还有其他小党，全加入这个新党，然后这个新党听我蒋介石。其他党都同意了，共产党不同意，这个事情就没搞成。

国共两党能否实现和解并采取划江而治的策略，这取决于对双方力量对比的准确评估。只有双方都判断对方实力相当，才有可能达成和解。但在蒋介石的意识里，一直到1948年都没有把共产党放在眼里，很长时间里他对共产党的实力是有误判的，认为凭武力，国民党绝对比共产党强。所以很难达成和解。

人物聚焦：在1940年代初期，阎锡山曾私下向身边的人透露，未来夺取政权的几率中共占据三分之六，而蒋介石仅有六分之一。那么，蒋介石对此有何看法？

王奇生：阎锡山对共产党的认知应该比蒋介石更清楚，山西跟陕甘宁边区是紧挨着的。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发展情况，阎锡山早就有判断了。蒋介石就是低估了共产党，他当时只把这话当作一个笑话写在日记里，觉得是胡说八道。

人物周刊：回顾历史，蒋介石的败北与国民党的整体衰弱密切相关，其中军队实力最强，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党内。这能否完全归咎于蒋介石个人的责任？

王奇生：有现实因素。“无胡、汪不成党。”此言意在强调，胡、汪二人方为党内真正的领袖，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似乎尚不及他们。因此，蒋介石对党内情形持有一定的看法。

而且，他出身于军旅，对军队抱有深厚的信任与青睐。他甚至坚信，若能将国家仿照军队的编制来构建，那将是至善至美的。在他看来，军队堪称最卓越的组织形式，即便是列宁主义的组织体系，其效率亦无法与军队相媲美。他坚信，仅需掌控武器力量即可。他明显倾向于重视军队而轻视党组织。

人物特辑：蒋介石信仰基督教，同时对中国儒家文化持有敬意。那么，他在历史中的自我定位又是怎样的呢？

王奇生曾怀揣着成为圣贤的崇高理想。至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之前，他竟自认已踏入圣贤之境。这或许是他人生中最为顺遂的时期。然而，他未曾预料到西安事变会突然降临。倘若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亦无日本侵华战争的介入，他与国民党之间可能的历史轨迹或许将全然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