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清末知县，民国大总理，新中国为何仍是周总理座上宾？

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从清王朝的落幕，到北洋政府的更迭，再到新中国的建立，仿佛是一段被无数断层切割的岁月。人们总觉得，这其间必然是代际更迭，旧人隐退，新人登场。然而，历史的真实往往出人意料，总有那么一些人，以其独特的存在，挑战着这种惯性认知，他们如同不倒翁一般，跨越了政权与时代的边界，始终屹立潮头。

在这些超脱时代变迁的“常青树”中，有一位人物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他的名字是朱启钤。对于寻常百姓而言，这个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但若深入民国时期的历史或小说，便会发现其踪迹。他的人生轨迹，恰是那段风云激荡岁月的一个缩影。

他出生于1872年，比许多后来登上历史舞台的领导者年长许多，堪称一位真正的“活化石”。朱启钤的早年仕途，得益于一份不寻常的机缘。他的姨父，正是清末重臣瞿鸿禨。

瞿鸿禨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是在历史剧中，他曾以独有的形象出现，被视为清王朝中，唯一能对袁世凯形成“致命打击”的人物。有了这层亲戚关系，朱启钤的起步自然顺利不少。

姨父的提携与自我磨砺

1891年，当瞿鸿禨出任四川学政之际，朱启钤便得到了这位长辈的提拔，开始在官场中摸爬滚打，先后承担了许多事务性的小差事。随后，他甚至被瞿鸿禨援例捐得了一个江苏知县的职位，正式开始了在地方行政上的实践与锻炼。

可以说，朱启钤在任上的表现不俗，展示出了相当的能力。巧合的是，1900年，他的靠山瞿鸿禨更上一层楼，身兼军机大臣与政务处大臣，成为了慈禧太后跟前的红人。朱启钤再次受到重用，被安排到京师译学馆担任监督一职，可见其才干已初步获得认可。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朱启钤的表现愈发出色，迅速从一个早期带着“裙带关系”标签的小职员，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实干型人才。然而，到了1906年，他的靠山瞿鸿禨却因袁世凯的弹劾而失势。

这次变故并未击垮朱启钤。他凭借自己扎实的实干能力，以及当时稀缺的“洋墨水”背景，反而得到了正图改革的清政府的重视。特别是当时的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对朱启钤尤其欣赏，并着力加以提拔。

他曾被任命为北京外城巡警厅厅丞，这个职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京城的警察局局长。虽然听起来并非高官，但请注意，这可是天子脚下，是一个极具分量的实权岗位。

这还只是开始。随后，朱启钤又被提拔为东三省蒙务局督办，并且有机会先后到俄国、日本等地，深入考察当地的农垦事业发展。这些职位都极具针对性，不仅很好地锻炼了朱启钤的行政能力，更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国际视野。

可以说，这些历练将他塑造成了未来中国建设迫切需要的实干型人才。果然，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土崩瓦解，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组建了内阁。在新内阁中，袁世凯为了笼络人心，假意任用了一大批新式人才。

朱启钤以其出色的实干能力，在1912年被提拔为交通总长。后来，因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他还一度兼任代理国务总理一职。至此，朱启钤在北洋时期实现了惊人的“逆袭”。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苏知县，他一跃成为京城的警察局长，最终登顶北洋政府的名义最高职务——代理总理。虽然彼时的北洋总理职务更多是象征性的“花架子”，但好歹也达到了名义上的最高点，朱启钤也因此被载入史册。

然而，他的总理职务并未持续太久，很快便转任内务总长。不幸的是，随后又卷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风波，因此遭到了通缉。幸运的是，当冯国璋就任总统后，针对他的通缉令得以取消。

随后，他又得到新上任的徐世昌大总统的再度重用，并开始担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当时的他，风光无限，备受全国人民的期待。回望朱启钤的前半生，他无疑是新旧时代交替时期，一位名副其实的顶尖人才。

他发迹于封建王朝，却在民国时期达到仕途巅峰，历经数次政治变故而不倒，堪称官场中的“常青树”。

政坛退隐，实业兴邦

不过，这仅仅是他人生前半段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又受徐世昌委托，于1920年远赴欧美和日本，深入探寻西方文明的要素。或许是沉浸于异域文明的魅力，或许是对国内动荡政局的深深失望，自那次考察归来后，朱启钤便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政界。

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实业开发和文化活动之中。例如，他曾担任中兴煤矿公司和上海中兴轮船公司的董事长，展现出卓越的管理才能。在技术设备的使用上，他具有前瞻性，认为“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更新的，技术也是需要发展和改造的，这样在生产上才能大大提高。”

得益于这种理念，到了1936年，朱启钤旗下的产业年产煤量已达到上百万吨。他的业务领域持续扩展，从煤炭起步，进而涉足钢铁、电力等多个重要行业。这些成就使他在实业界声名鹊起，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

不仅如此，朱启钤还组织并担任了北戴河海滨公益会的会长，积极推动公益事业发展。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于1929年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古建筑领域。他身体力行，在北京发起并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古建筑的学术机构，意义非凡。这个组织后来培养出了一大批顶尖的古建筑专家，抢救并介绍了大量珍贵的古建筑，保存了无数珍贵史料，对新中国未来的建筑研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多方势力曾邀请朱启钤出山合作，但他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不为所动。他将精力放在了保存国家珍贵资料和历史文献上，展现了民族气节。

跨越时空的惺惺相惜

除了他在实业和文化领域的非凡成就，朱启钤还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有着非同寻常的深厚联系——那便是周恩来总理。时间来到1949年，国共两党代表齐聚一堂，举行历史性的和谈。

当时，章士钊先生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了谈判。周恩来总理见到章士钊后，当即便关切地询问：“朱（启钤）先生在哪里？他现在情形怎么样了？有没有去台湾？”

从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周恩来总理对朱启钤的高度重视与深切关心。在得知朱启钤的近况后，周总理又请章士钊先生代笔，先后给朱启钤写了两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位老先生的敬重与慰问。

朱启钤也立即对周总理的盛情相邀做出了积极回应，他果断地选择了留在大陆，前往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启钤继续投身于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作为中兴轮船公司的董事长，他展现出非凡的魄力。

他不惜代价，将那些已经转移至香港的18艘轮船悉数召回大陆，为新中国的航运事业提供了宝贵的支持。更令人感动的是，朱启钤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岐阳王世家文物，共计56件，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他还收藏了上百种关于国家建设，特别是水利方面的文献资料，也在解放后悉数捐赠，为后辈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条件。周恩来总理在建国以后，也经常亲自前往朱启钤家中拜访，这种礼贤下士的姿态令人动容。

周总理不仅邀请他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还安排他担任北京市和全国政协委员，让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继续为新中国发挥余热。朱启钤对周总理的帮助与关怀也心怀感激，他时常给周总理写信，提出自己对国家建设的真知灼见。

例如，在扩建天安门广场的重大工程中，周总理特意征求了朱启钤的看法。朱启钤毫无保留地“不吝赐教”，写了多封信给周总理，详细解释了扩建天安门广场需要注意的各项事项，包括风水、布局、文化象征等。

除了工作上的交流，周总理也经常亲自前往朱启钤家中进行私人拜访。当时朱启钤年事已高，耳目不甚灵便，有时会因此闹出一些小小的笑话。有一次，朱启钤非常热情地准备给周总理上茶。

但出于安保规定，工作人员事先已经告知朱启钤的家人，请他们不要准备茶水。朱启钤老爷子对此并不知情，差点因此发了脾气。然而，周总理丝毫没有介意，他直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并且还品尝了点心。

根据当时的记录，朱启钤的家人对此诚惶诚恐，但又万分感激周总理的体贴入微。当然，朱启钤的耳朵确实不太好使，所以和周总理聊天时，经常会不自觉地打断周总理的讲话。

家人反复劝告他注意，但朱启钤依然随性而为。周总理对此也毫不在意，总是谦逊地听他把话说完，然后才耐心地为其详细解释。周总理对待长者和普通百姓，始终保持着谦逊与亲近，毫无架子。

结语

朱启钤即使到了新中国时期，依旧是周总理的座上宾，被视为新中国建设的功臣之一，继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荣耀。他一生的成就斐然，这些都得益于他饱读诗书的积累和过人的才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朱启钤总能坚守自己的信念，并证明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情，他便能做到最好。直到1964年，朱启钤去世，他那段横跨清、民国、新中国的传奇一生才就此画上句号。朱启钤老先生的故事，因周总理的重视而被更多人知晓，他的坚持，成就了他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