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早年读这本书竟改变中国命运，你一定想不到！

毛泽东在阅读时，既注重深入细致，亦讲究取舍有度。在其阅读过的众多书籍中，有些他细致批注，并向他人力荐；有些则频繁出现在他的著作与对话中，被引用与阐发；有些书籍他曾在特定时期集中研读，而有些则自青年时期至晚年反复翻阅；有些书籍对他的思考与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产生了显著影响，而有些则需要结合他一生的经历，细细品味，方能领悟其深藏的内在联系。概而言之，这些书籍大体上都是他钟爱的读物。

以下列举了毛泽东早年所钟爱的四部著作，让我们深入探究他在青年时期是如何阅读这些书籍的，并着重感悟他的学问与实践相结合之道。

一、《伦理学原理》：追寻理想人格的雏形轨迹

在1950年的深秋九月，周世钊受毛泽东的邀请赴北京参加国庆庆典。他的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同学杨韶华委托他，将多年前借阅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归还给毛泽东。杨韶华还在书的扉页上留下了一段文字：“此书曾属润之兄毛主席于若干年前在小吴门外清水塘的居所所借，自那以后，我们各奔东西，未曾再相逢，然而我一直珍藏着，唯恐有所遗失。今趁周敦元学兄北上的良机，特托他将其奉还，既可重见故人，亦能窥见昔日思想的点滴，实为人生一乐。”而这书的趣味之处，还在于毛泽东曾在长沙求学期间，将一些书籍、笔记和日记送回韶山的老屋存放。然而，在土地革命时期，村民们担忧这些文献落入敌手，便将其尽数焚毁。唯独这本被杨韶华借走的《伦理学原理》，因其特殊性而幸免于难，成为了一件见证毛泽东早年思想探索历程的宝贵文献。

《伦理学原理》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生于1846年，逝于1908年）所著《伦理学体系》的核心篇章。泡尔生曾任柏林大学教授，属于康德哲学流派。他的哲学立场主张二元论，其伦理观念着重于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与欲望之间的关系。蔡元培先生将此著作从日文翻译成中文，并于190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除序论和导言外，共分为九章。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伦理学原理》，由蔡元培先生翻译，原著为泡尔生的作品。图示为毛泽东同志在《伦理学原理》课本上的亲笔批注。

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选用《伦理学原理》作为授课教材。面对哲学的深奥，多数同学显得兴趣缺缺，听课时注意力难以集中。然而，毛泽东等少数学生却专心致志，勤于笔记。毛泽东更是基于书中的某些观点，撰写了《心之力》一文，杨昌济先生对其评价甚高，给予了满分。在杨韶华归还的这本《伦理学原理》中，毛泽东逐字逐句进行了圈点，并画上了众多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全书总计约10万字，而毛泽东所撰写的批语竟达12100余字，批注的时间为1917年下半年。毛泽东的批语及原文，已收录进中央文献研究室与湖南省委共同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中。

毛泽东在阅读《伦理学原理》时所作的批语，主要体现了他对伦理、人生、历史与宇宙的深刻见解，以及对原著观点的拓展与深入分析；其中亦不乏对原著论述的认同之词，或对章节段落的简要概括。在原著中与己见相合之处，毛泽东往往以浓墨重彩圈点，其眉批多见“切论”、“言辞精妙”、“论述切中肯綮”、“此说与我深合”等赞誉之词。而对于原著中的质疑与反驳，亦屡见不鲜，常见批语如“诚不然”、“此非其理”、“此节不甚妥帖”、“此处又引我疑窦”、“吾意不应如此立论”、“此说终觉未尽完善”等。此外，毛泽东的批语中亦不乏将墨子、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颜元、谭嗣同、梁启超等先贤的思想融入其中，结合五四运动前夕的政治局势、国家大事及文化思潮，对原著观点进行阐发，充满对真理的探索、对人心道德的塑造以及对国家社会改革的热情与深思。

周世钊（亦称周敦元）在记载中提及，当他将此书呈交毛泽东之际，毛泽东评价道：“此书所阐述的道理并非全然准确，实则夹杂着心物二元论的色彩。鉴于当时我们所接触的均为唯心论学说，一旦接触到唯物论的片段，便觉新颖且富有道理，越深入阅读，越觉其趣味盎然。该书对我批判已读之书、分析所遇问题，提供了诸多启发与助力。”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坚信，欲拯救屡遭劫难的国家，务必革新国民的精神与体魄，培育全新的国民形象。简言之，即需先改造人们的精神世界，方能更有效地影响和改变物质世界。这一观点，从思想源流来看，深受湖南学派风尚的熏陶，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等先贤均秉持此类见解。实际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普遍持有类似的观念，梁启超提倡塑造新国民，鲁迅呼吁改造国民性，均体现了当时较为普遍的共识。毛泽东在阅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所作的批注，不仅映射了这一思潮，更展现了他独特的见解与深刻思考。

《伦理学原理》这部著作鲜明地展示了康德学派“二元论”的道德理论。阅读此书，毛泽东亦由此深刻认识到，从唯心论向唯物论的过渡，往往需经历“二元论”这一阶段。要真正领悟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就必须研读那些与之相对立的作品。在1965年8月5日的一次与外宾的交谈中，毛泽东明确表示：“应当阅读唯心主义的著作。我曾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如果不阅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籍，便无法真正理解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之谈。”

二、《物种起源》与《天演论》：探寻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自然科学之镜”

马君武于1919年翻译的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文全译本问世，随后在同年及次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分别以《物种原始》和《达尔文物种原始》为名出版了此书。1920年夏日，毛泽东在长沙创立了文化书社，并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肩负起精选图书的重任。《达尔文物种原始》便是其精选书目之一。同年10月，他在向股东们提交的营业报告中透露，该书已售出10册。11月，他又在报纸上发布了售书广告，将《达尔文物种原始》列为“重要书籍”。

地球上所有生物均源自一个或少数原始形态，在生存竞争中，缺乏有益变异的个体趋向消亡，而拥有有益变异的个体则得以留存。经过代代自然选择，这些变异逐渐累积，最终演化成新的物种。进化论在初现之际，遭到了主流学界的质疑与嘲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其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中，不仅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了辩护，还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

严复译著的《天演论》，源自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于1898年问世。这部作品融汇了达尔文、赫胥黎与斯宾塞的思想精华，对原著进行了精选、删减和重新编排，总字数近六万字。其中，严复所撰写的“案语”篇幅达一万七千字。实际上，《天演论》是严复借助进化论理论，对中国近代社会实际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产物。书中，他阐述了核心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亦适用于人类社会。他批评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认为其与进化规律相悖。严复强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是进化的必然结果，若中国依然沉溺于千年文明的自豪，不愿变革，不奋发进取，必将走向悲剧。他提出“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的理念，指出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能够改造自然，驾驭天命，为我所用。

《物种起源》一书，由马君武于1919年完成翻译，翌年，中华书局以《达尔文物种原始》为名正式出版。

恩格斯将进化论、细胞学说与能量守恒定律誉为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三大里程碑。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进化论理论的深刻影响。在我国20世纪初，那些致力于救亡图存的先进人士，普遍将进化论视为最为深刻和有力的理论基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将进化论的核心思想精炼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旨在警示国人要在竞争中求生存，实现自立、自强和自主。自该书问世后不久，在短短的十余年内便出版了三十余种不同版本，这在当时是任何其他西方学术著作都无法比拟的。这部著作对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启蒙，以及塑造当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其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在1912年的秋冬之际，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日子里，首次邂逅了《天演论》。

显而易见，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论，是通过阅读《天演论》而先于《物种起源》的。实际上，《物种起源》虽是忠实地翻译过来的生物学著作，但在非专业读者群体中的影响力，远不及《天演论》。到了1941年12月，毛泽东将个人珍藏的一批图书捐赠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图书室。这些图书后来被带到北京，并存放于中宣部图书馆。目前，该馆中盖有毛泽东藏书章的书籍仍有近三百册，其中就包括了严复所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据此推断，自1912年毛泽东阅读《天演论》以来，在延安时期他可能保存了此书，甚至可能继续研读。

“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毛泽东则回应：“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这里的“咬狗”指的是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而与人激烈辩论的事迹。

“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此书为借口也。”步入晚年，毛泽东还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印制为七册一函的大字本线装书，以便阅读。

《物种起源》与《天演论》所奠定并阐述的进化论理论，成为揭示生物进化规律及人类起源奥秘的科学发展基石。毛泽东先生对这两部著作情有独钟，并频繁提及进化论，其缘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赫胥黎的《天演论》封面与严复所著《天演论》的手稿》。

“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被大多数人接受，甚至被视为错误，当时他们只是少数派。而我党在1921年成立时，也仅有几十名党员，同样是少数，但正是这少数人承载着真理，代表着中国的未来。”

其次，毛泽东深受进化论的影响，这一特点与他独特的性格和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他勇于面对挑战，在矛盾和困境中迎难而上，通过斗争来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体现了他鲜明的个性和精神。毛泽东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包括所经历的残酷斗争和重大考验，尤其是中国革命在多次危机中得以发展壮大的事实，与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物竞天择”、“以人力抗天命”、“世道必进，后浪推前浪”等思想观念相契合，这一点显而易见。这难道就是人们常批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吗？恐怕不能简单地这样归类。只有将生物进化论完全应用于解释社会现象，或将人类社会的追求和发展仅仅局限于进化论范畴，才能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是不科学的，然而，作为具有深远影响的自然科学成就，生物进化论不可避免地会塑造人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也是一个事实。进化论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表明将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发展领域，甚至将其视为社会科学成果，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许多不熟悉生物进化论的人，却如此明显地受到了达尔文学说的影响。

第三，自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于社会变迁规律的把握，无疑已超越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论。然而，他的一生始终强调，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唯有通过不懈奋斗，方能站稳脚跟，并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他始终关注并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对《天演论》及进化论学说的重视，也便显得顺理成章。毛泽东曾多次提及，在1920年阅读《共产党宣言》时，立即被其中“阶级斗争”这四个字所吸引，而这可能与此前所接触到的进化论思想有着密切关联。

三、《共产党宣言》——每当翻阅，总有新感悟涌现

毛泽东在1936年向斯诺透露，自1920年研读《共产党宣言》等著作起，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此，他也坚信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宣言》不仅成为了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之书，更是一生奋斗的鲜明指南。

自然，初涉《共产党宣言》的篇章，未必能让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进行科学而全面的把握。对于他以及当时的一众先进分子而言，该书更多的是一种信仰的启蒙，是踏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初始阶段。全面深入地领会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还需依赖后续的实践探索。这一点，毛泽东在1941年9月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有着深刻的回忆：“我想起在1920年，初次阅读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一位英国人所写的《社会主义史》，这才意识到阶级斗争自人类历史有记载以来便始终存在，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我也初步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然而，这些著作中并未涉及中国的湖南、湖北，亦未提及蒋介石和陈独秀。我仅记住了其中的‘阶级斗争’四个字，以此为起点，脚踏实地地研究起实际的阶级斗争。”这段话既客观又辩证，既高度评价了《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简明读物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信仰、初步掌握分析社会发展规律的“工具”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指出，这些书籍并不足以教会他们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如何进行革命，唯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领会、掌握并运用书本知识，从而坚定信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与发展。

“每当遇到难题，我便翻开《共产党宣言》，时而浏览数段，时而通读全文。每读一次，总能获得新的领悟。在撰写《新民主主义论》的过程中，《共产党宣言》被我翻阅了无数遍。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在于实践应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持之以恒地阅读，重点研读。”对于《共产党宣言》，毛泽东不仅将其视为“常读、精读”的宝典，更频繁地向党内领导干部推荐此书。自1945年至1970年，他多次推荐马列经典著作的阅读书目，无论是五本、十二本、三十本还是九本，每次推荐书目中都必有《共产党宣言》的身影。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并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批注。晚年，他将《共产党宣言》印成大字本以便阅读，并将其推荐给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阅读。

1920年8月，我国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首个全中文译本，由著名译者陈望道精心翻译。

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将《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深刻融入了自己的理论著作及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作品与演讲中，时常引用、转化并阐释《共产党宣言》中的诸多具体论点，其中引用较为频繁的包括以下几点。

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自研读《共产党宣言》始，方悟得人类历史自诞生以来始终伴随着阶级斗争的痕迹。此后，他常引用《共产党宣言》中“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历史均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以此阐释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在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景时，毛泽东屡次提及《共产党宣言》中“共产党人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的表述，以此阐述社会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未来走向和必然趋势，并强调这一点“异常明确、坚定且毫不含糊”。为了倡导党内坦诚相待的风气，他亦频繁引用此言，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须做到光明磊落，应随时坦诚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对每一个重大政治议题，都要明确表示是支持还是反对”。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拥有独立性与个性，而活着的个体却丧失了独立性与个性。”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道：“在我国封建制度时期，广大民众同样缺乏独立性与个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财产。独立性、个性与人格三者实则一脉相承，均为财产所有权的产物。”

“我们无法设想一个个体无法成长，而整体却能实现进步，同理，我们也无法想象党内具有党性，而每位党员却丧失个性，沦为毫无生气的木偶。若我党拥有一百二十万名党员，那便意味着有一百二十万颗心，而非一百二十万块木头。”

《共产党宣言》历经马克思、恩格斯七次修订，序言中不断提及宣言的核心观点和理论，并强调了将基本原理与时代背景相结合的重要性。毛泽东特别推崇这种观点，常以之来强调在新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1958年1月4日，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今后书籍若无序言则不得出版，初版需有序言，二版修订亦需补充序言。《共产党宣言》序言众多，如何看待那些十七八世纪的文献？这同样是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重大课题。”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中，为同一著作撰写不同序言，实际上是以发展的视角来解读和应用经典理论。在毛泽东眼中，这关乎如何将经典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乃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